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7年前，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近日，武汉大学教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胡德坤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武汉保卫战期间，大批援华国际友人来到武汉、关注武汉战事，呼吁各国支持中国抗战，同时也将中国的抗战精神从武汉战场传播到世界各地。
加拿大共产党员、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在武汉写下《中国战区医疗救助报告》；美国进步女作家、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第五章中描述武汉战场的场景，在武汉完成著作《中国在反击》；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向全世界报道新四军初步建立的场景；日本著名反战女作家绿川英子在汉口对日广播，呼吁日本士兵停止战斗。他们向全世界讲述武汉保卫战，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坚韧抗争身影成为中国抗战精神走向世界的明证。
胡德坤教授表示：“武汉保卫战是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呼应的作战时期，这两个战场的开辟标志着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形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当时，在‘保卫大武汉’的统一口号下，全国军民抗战形成一种抗战精神——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共同保卫大武汉。后来，武汉保卫战中的抗战精神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期间来了很多国际友人，他们把在武汉亲眼所见的中国抗战，报道到了世界各大媒体上，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精神传播到全世界。当时，西方国家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不敢站出来支持中国抗战。外国友人的报道让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这是一场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坚持抗战。他们动员各国人民来支援中国抗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史沫特莱：在武汉用笔墨抗战
1938年至1939年间，美国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身穿军装，深入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并随新四军部队辗转于皖南崇山峻岭之间，用笔和镜头记录下这支“敌后铁军”的抗战实况。史沫特莱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偏见地报道中国，将中国红色革命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1951年5月，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朱德亲笔题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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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鄱阳街32号，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这里是美国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旧居（鲁兹故居）。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以英国记者的身份来到武汉，在武汉10个月的生活让她毕生难忘。她在后来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有点迷恋汉口的魅力。在我这十年生涯中，它是美好的地方。”
当年的一篇报道记录了史沫特莱在汉口沿江大道的江汉关前与受伤的三个重伤员的对话。
史沫特莱看到三个重伤员躺在人行道上，其中一个脸色苍白，昏迷不醒。
史沫特莱上前问道:“他怎么了？你们需要帮助吗。”
一个络腮胡子的老兵回答：“我们是在向日军发动的一次进攻中受伤的，这个弟兄的伤口已经化脓，急于寻找医院。”
“前线没有医疗队吗？”
“没有，啥也没有，我们一‘挂彩’就撤下来了。”
“等一等，”史沫特莱叫来黄包车，预付了车费，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上几句英文，撕下来交给老兵说：“到铁路医院去,把这个交给他们，你们会得到治疗的。”
黄包车拉动了，那老兵急忙回头问道:“先生，您真好，您贵姓？”
“我们会再次见面的，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勇敢的士兵！”她激动地挥着手。
初到武汉时，中国伤兵之惨状让她动容，史沫特莱发出的第一批新闻稿件，报道中国伤兵的悲惨命运。她写道：“百分之二十的伤员患有肺结核、脚气或痢疾，因疟疾致死者为数累累。手术台是块木板，上面铺着未漂过的白布，药和外科器械均供应不足，有时甚至一无所有”。这些报道传播到全世界，博得了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许多人捐献药品和财物，援助中国抗日受伤的战士们。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第五章《武汉最后的日子》中写道：“有的团里士兵在进攻期间‘打摆子’发冷发热，挣扎起来又拼命杀敌。有的电话员接线‘摇机’时病倒，致使电话线发生故障。”她用“挣扎”“拼命厮杀”来形容中国战士拼命抗争的精神。她把电话员接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摇机”的场景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在武汉，史沫特莱还完成了她关于中国的第三部著作《中国在反击》。她在文章中写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各种各样的大学生，信仰和观点各不相同的人们，都在奔赴前线，他们将在抗日军队的某个部门找到自己的岗位。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已经是牢不可破的事实。”史沫特莱在记录一支民兵队伍时，描述道：“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继续战斗，光着脚板，或是鞋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饭，有时简直什么也吃不上，他们没有过冬的棉衣，仍然穿着夏天的单衣。”这些文字都用具体的事件和细节奋笔记录着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辛历程。
95岁高龄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毛磊教授曾提出“武汉抗战”学术概念，填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空白。近日，毛磊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史沫特莱为什么要把武汉抗战向全世界做深入、详细的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武汉抗战不仅是全国抗战的中心，而且也是1938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如果不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史沫特莱也不会来武汉。在武汉，她撰写文章，为中国红十字会募集医疗物资，促成白求恩医疗队来华，并亲自护送药品至新四军根据地。”他强调：“我们为何在研究抗战精神？是因为抗战精神是研究抗战的根基。武汉保卫战时期，西方友人的众多报道中都有片段能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激励着年轻一代铭记历史，为国家发展奋斗。”
史沫特莱离开武汉前夕，再次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她说：“您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唯其如此，我们永远难忘。”
白求恩：奔赴中国抗战第一站是武汉
位于武汉市汉阳显正街的白求恩居住旧址。
1938年3月31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抵达延安，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1939年，白求恩在为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转为败血症，经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逝世。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写下《纪念白求恩》，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要求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要以白求恩为榜样，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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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末，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汉阳显正街天主堂侧后方的一个小院，这里的白求恩居住旧址刚刚修缮翻新完毕。进入旧址，多张武汉保卫战时的白求恩图片环绕四周。在显正街天主堂对面的武汉市第五医院，曾是白求恩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他曾在这里救治在日军轰炸中受伤的军民。医院里设有白求恩纪念馆。
在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支持下，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械，由温哥华乘海轮出发到香港，又乘飞机转抵武汉。白求恩在武汉的一个多月时间，忙于救治伤员、购买筹集药品和医疗设备。针对西方媒体看衰中国抗战前景的言论，白求恩在武汉写出《中国战区医疗救助报告》，他写道：“这些中国士兵挖齐肩深的战壕，里面的积水没过膝盖，他们连续几天站在战壕里遭受炮击和空袭。这些士兵吃的只是一碗不干净的冷米饭。当每—棵树、每—座房子都成为日本兵炮轰和空袭的目标时，根本无法建立医疗站，也无法设立伤兵分流处。伤员要在夜里拖着受伤的身体前行，经历如此艰苦的过程才能回到后方。”他以记录的语气阐述着中国抗争的场景，笔触间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坚韧与团结。白求恩在《中国战区医疗救助报告》中提到中国战场的医疗状况：“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在中国战时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白求恩看到了中国人不放弃的精神——“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这也是对敌后战场的抗战予以肯定的字眼。
在武汉时，白求恩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形成了第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兼国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士孙君恒对记者说：“白求恩在武汉完成《中国战区医疗救助报告》，是为了将其寄回加拿大，目的是向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汇报中国战时医疗救助的情况，以便他们了解中国抗战的医疗需求，为后续的援助工作提供参考。这份调查报告全面深入、细致入微，堪称社会学调查报告的杰作。它针对当时的各种医疗组织，比如红十字会临时救援队、医院的医疗状况等都记录得很清楚。单说床位数统计这一项，最多的只有一两百个床位，这个数字很精确。”
在《中国战区医疗救助报告》的结尾，白求恩写道：“我们向全世界呼吁对中国实施援助，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是什么身份，何种宗教或政治信仰。中国应当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援助，且越快越好。”从文字和语气中，我们感受到白求恩希望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真实情况、予以援助的迫切。谈到这份报告的国际意义，孙君恒教授说道：“在我看来，白求恩是对武汉保卫战医疗情况最知情的人。正是报告中的这些内容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坚韧，改变了西方媒体对敌后战场的矮化、丑化，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有了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
绿川英子：广播让日本士兵放下武器
国际主义战士、世界语学者、日本作家绿川英子把麦克风当武器，向日本国内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周恩来同志曾对绿川英子说过：“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十分激动地说：“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的女儿。”
1947年1月，绿川英子不幸逝世，年仅35岁，丈夫刘仁也因悲痛和积劳成疾于同年不幸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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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8日，日本报纸用两版图文大篇幅介绍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文章写道：“‘请不要误流热血。大家的敌人不在隔海相望的这片土地上。请保重，一定要活下去。’从1938年到1941年，在中国的战场上，年轻的日本女性的声音反复响起。她在广播中呼吁日本士兵停止战斗。”绿川英子，这位曾在武汉保卫战中将麦克风当作武器的日本女子，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17岁的长谷川照子考进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世界语，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绿川英子”是长谷川照子学习世界语时给自己取的名字，意思是“绿色的五月”。1938年6月底，在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绿川英子与中国籍丈夫刘仁来到武汉。来汉后，她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担任中央电台的日语播音员。1938年7月2日，绿川英子从她的住处汉口上海路15号，来到武汉关附近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做播音的准备工作。19时整，她的声音随着电波以日文传出：“现在是中国广播电台对日播音时间，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电波传向日本国内人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全世界人民。曾与绿川英子共过事的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原理事长张天心，曾在1995年8月8日的 《长江日报》12版上描述绿川英子广播后的效果：“绿川英子的播音，走进了成千上万个日军士兵的心田。在前线，有的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有的士兵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剖腹自杀；在军舰上，有的士兵拒绝登上中国的大陆……绿川英子的生命，就在这流畅而亲切的播音中，闪耀着战斗的光芒！”
在武汉，绿川英子除了播音，还写文章。1938年8月20日《新华日报》第3版上刊登了绿川英子写给中国军民的《日本朋友慰劳信》，她写道：“你们是为了四万万中国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正义的英勇的战斗。日本军队是持较优良的武器，可是这种武器赶不上你们的勇敢，更赶不上你们的团结，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打仗。”1938年11月1日，这位敢于发声、立场鲜明的日本女战士被日本东京报纸攻击为“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
近日，记者联系到武汉世界语协会前会长刘汉林。他在2007年曾见过绿川英子的女儿长谷川晓子，他告诉记者：“长谷川晓子在2007年送给我一本书《长谷川照子：日中战争期间进行反战广播的日本女性》。长谷川晓子在武汉停留三天，我们带着她参观了她的母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她与我聊到‘母亲作为国际语者，用世界语宣传抗战，我引以为荣’。”
绿川英子，在武汉度过了一百多个日夜，播音、翻译、写文章、参加武汉的“献金运动”等各种抗日募捐和文化界的救亡活动。
埃德加·斯诺：在武汉采写《项英的一支铁军》
1936年6月，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他和毛泽东等进行长谈，到边区各地采访，搜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斯诺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先后三次来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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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一区27号的周恩来旧居，一张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珞珈山寓所前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引人注目。这张照片于1938年6月由时任机要秘书童小鹏拍摄。
多年后，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回忆道：“6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约了斯诺到武昌珞珈山寓所畅谈，从1936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形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欢迎他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采访。斯诺表示很高兴，愿意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报道。”除了《西行漫记》外，斯诺还在武汉采写了长篇通讯《项英的一支铁军》。斯诺的报道，让西方国家对江南红军游击队和新四军的早期抗战活动有了初步了解。
1938年7月，斯诺从香港抵达汉口。面对眼前的汉口，斯诺提笔写下对武汉的初印象：武汉与上海是一对双子城，武汉位于长江上游，距离上海约六百英里。这地方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分裂的舞台，又是中国战时的第二首都。我到武汉的时候，正在它失陷之前三个月，当时公正的政治预测，都已假定这地方是业已失陷了。英国大使卡尔有一天对我说:“要是我们能够使这些人不再说‘当武汉失陷’，而改说‘如武汉失陷’，那将有很大的好处。”把“当”的结果改为“如”的假设，可见当时西方友人在武汉时，对武汉保卫战局势的判断和思考。
抵达汉口后，斯诺先后会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斯诺采访了项英，深入了解项英的革命活动，同时也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四军。他写道：“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前苏区内迅速传播开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在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抗日的贡献’。几千个刚由监狱和反省院放出来的‘赤匪’，也回到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则携带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被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工人。”字里行间透露出民众响应号召自发加入新四军的热情，各方力量团结一心。
90岁高龄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尹均生对记者说：“提到斯诺在武汉的日子，他除了用文字记录当时的中国革命给西方世界看，更值得一提的是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还于1938年4月提议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当年‘工合’的旗帜至今保存在武汉博物馆。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工业合作社’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批准，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在陕北开展‘工合’运动，成立了灯具、棉毛纺织、鞋袜被服、化工、医药等合作社。短短几年，全国就有‘工合’组织3000多个，社员3万多人，年产值达三亿元，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
在中国的土地上，斯诺不仅仅用文字，更用行动与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努力找寻“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来源：长江日报